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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中的闽西儿女(下)

2019-08-19 09:13:40 来源:   作者:365棋牌游戏在哪儿下_365棋牌官网下载手机版_下载365棋牌  浏览次数:34 [返回]

 

抗日战争中的闽西儿女(下)

□苏俊才


抗日战争期间,千百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,用热血谱写了与国土共存亡的爱国主义诗篇。闽西的优秀儿女,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解放,以“不灭豺狼誓不休”的英雄气慨,毅然投身抗日战场,前仆后继,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数千名闽西子弟被编入了八路军,他们在华北战场上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功勋;留在闽西、赣南坚持游击战争的2000多闽西儿女编入了新四军,他们驰骋于大江南北与敌顽展开艰苦斗争;在中共闽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,闽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,并组织生产、支援前线;以胡文虎为代表的闽西侨胞,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捐钱出力,共赴国难。闽西儿女用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威武雄壮、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。

八路军中的闽西儿女

新四军中的闽西儿女

奋战在长城内外

抗日战争中的闽西儿女(下)

前排:杨成武(左四)、罗元发(左二)、陈海涵(右二)和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宋学义(左三)、葛振林(右三

敌后边区呕心沥血

抗大精心育人才 在抗日军政大学这个抗日干部的摇篮里,聚集了一批出生于闽西山区的优秀干部及教育人才,如教育长刘亚楼,三大队大队长、六分校校长刘忠,总校政治部组织部长、六分校政委袁子钦,以及先后担任大队、中队领导职务的丁甘如、王全珍、卢克、李平、张力雄、张水发、赖光勋、雷钦等人。他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,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,在教育教学中,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,组织领导学员边学习、边生产、边战斗,既学军事,又学政治。从制定教学纲要、教学计划到课程设置,从学校管理到学员生活,刘亚楼都精心研究、精心组织、科学安排;刘忠率领队员自己动手挖窑洞、建住房,以解决学员的住房困难;组织部长袁子钦,被称为“干部的知心人”,他经常和干部、学员一起吃住、谈心,耐心倾听各种意见和要求,认真帮助干部提高思想认识,解决实际困难,深受广大干部欢迎。闽西子弟和抗大的全体同志,发扬抗大精神,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,为党培养了一批批抗日骨干。

医疗战线建功业 在八路军的医疗卫生战线上,活跃着一批医术精湛、医德高尚、管理经验丰富的闽西子弟。他们中有中央总卫生处长、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、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和涂通今、阙森华、林茂等到人,有奋斗在晋察冀边区的叶青山、江一真、林金亮等。他们无论在陕甘宁边区还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,无论是在卫生学校还是在医院,都尽职尽责,忘我工作,为抗日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抗日战争中的闽西儿女(下)

曹菊如同志

财经战线排头兵 抗战时期边区的财政金融事业,是在日寇围剿、扫荡和国民党限制、封锁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发展起来的。闽西红色金融事业的创始人之一,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、边区银行行长、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的曹菊如,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在他的领导下,光华商店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、支持货币发行、发展边区贸易等起到很大作用:为方便群众,促进市场交易,经边区政府批准,曹菊如组织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“光华商店代用券”(当地人称“光华票”),与当时市场上最为流行的法币一起流通,二者比价为1:1,实用,信誉度又高,促进了边区市场的不断发展;边区银行和光华商店发展迅速,资金日益雄厚,到1941年,银行固定资产已从原来的10万元增至120万元,光华商店的资金达50万元,曹菊如利用这些资金以发放贷款等形式,支持边区发展工农业生产,促进边区经济发展,在中央“发展经济,保障供给”的方针指引下,确实保障了边区日常用品的自给;“皖南事变”后,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,曹菊如在边区政府的指导下发行了面额为5元、10元的边币,并根据市场信息不断调整政策,使边币更加稳定,促进边区市场发展,为前线抗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。

驰骋大江南北

以闽西子弟为主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在安徽经过半个多月的整编、训练之后,奉命挺进苏皖边敌后,与兄弟部队一起在茅山地区开辟并巩固壮大了苏南抗日根据地。

二支队将士大都是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的老红军战士,经过几年抗战烽火的锤炼,他们的政治水平、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“皖南事变”后重组新四军军部时,除由鄂豫挺进纵队改编的第五师外,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六个师,均有闽西子弟担任师、旅、团各级领导干部,其中师级干部有张鼎丞、邓子恢、陈丕显,旅级干部有王集成、张元寿、黄炜华、郭成柱、廖海涛、王胜,团级干部有梁国斌、邱相田、张云龙、阙中一、俞炳辉、张日清、黄才胜、廖成美、王直、熊兆仁、彭胜标、张元培、李德安、兰荣玉、邱子明、马仁辉、王培臣、王香雄、林辉才、林开凤、江如枝、杨采衡、涂凤初、游玉山、范钦洪等三十余人。

张鼎丞在抗战初期担任二支队司令员兼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,参与了新四军的组建和整训等工作,他率领二支队在江南敌后普遍展开游击战争,主动向敌人的交通线和据点发起攻势,并打破了日伪军的分割、封锁和分区扫荡。

邓子恢在抗战初期担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,同时兼任新四军民运部长和东南分局民运部长,参与领导了新四军的组建、整训、展开和扩大工作,领导创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;“皖南事变”后,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,与彭雪枫领导了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,在反顽斗争中生俘韩德勤。

抗日战争中的闽西儿女(下)

1938年,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在户外上课

陈丕显在抗战初期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,参加了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,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。他积极宣传、贯彻党的政策,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,发展生产。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,加强党的建设,壮大人民武装,粉碎日、伪军的“扫荡”“清乡”,挫败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等各方面都作出了贡献,使苏中成为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基地。

王集成曾任二支队政治部主任,随部在苏南、皖中、淮南津浦路西和皖江地区转战,参与领导了淮南津浦路西和皖江地区的抗日反扫荡和反顽斗争,参与指挥了照明山、大桥、牌桥等战斗。

张元寿是参加长征后,由陕北转到新四军工作的。担任过新四军军部总兵站站长,建立了通往苏南和皖中敌后的交通运输线,为新四军后勤工作作出了贡献。后参加淮南津浦路东和路西地区的抗日反扫荡。

黄炜华、郭成柱参加过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,1941年由八路军转入新四军,分别担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七旅参谋长、政治部主任,率部转战苏北、准北、淮南各地,参加了盐阜反扫荡和解放淮阴、淮安等战斗。

廖海涛在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,率部在苏南地区与日、伪、顽军作坚决斗争。11月,与旅长罗忠毅率部在溧明县塘马村整训时被日军包围,不幸中弹牺牲,成为抗战中牺牲的闽西子弟最高级别的烈士。

王胜先任二支队第四团参谋长,后任第六师第十六旅参谋长、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支队长,转战苏南、浙东等地,坚持游击战,巩固、发展了抗日根据地。

罗化成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军医主任,第三团政治处主任等职,他特别关心在战斗中负伤和生病的战士,经常亲自诊治,使伤病员很快恢复健康重返战场。1940年2月,罗化成带病指挥作战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。

抗日救亡运动

抗战爆发后,闽西党组织根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,发动、组织各阶层人民,团结各党派和抗日团体,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,活动不仅声势浩大,而且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:

建立救亡团体,出版救亡报刊。龙岩县委深入基层,组织了白土、龙门、适中等抗敌后援支会,成立了东肖、红坊、城区文化支部的抗日服务团,不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;永定县委成立了抗日救亡运动指导小组,各区乡也相继成立相应组织,培训抗日救亡干部,以适应全县抗日救亡斗争的需要;上杭党组织发动群众,成立上杭抗敌后援会,出版《锄寇先声》刊物,报道抗敌消息,动员群众“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共赴国难”,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。闽西各地为扩大抗日宣传,前后出版《前驱》《团结》《统一》《闽西日报》《呼声》等30多种报刊,在动员民众抗战中发挥了喉舌的作用。

组织抗日剧团,深入城乡宣传。戏剧是闽西抗日宣传的主要形式之一。闽西各地的抗敌剧团和各类宣传队、服务团,拿起文艺武器,走上街头、深入农村,演出《小英雄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红心草》《火焰》等抗日戏剧;教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流亡三部曲》《黄河大合唱》《保卫大福建》等抗日救亡歌曲,广泛发动群众,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。

以教育为阵地,组织宣传活动。在永定,建立了“岐岭青年抗敌同志会”“下金抗日青年会”,办起了妇女夜校,成立宣传队,通过演戏、歌咏、墙报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;在连城,县立中学组织 “明耻晨呼队”,每天清晨沿街高喊抗日口号、高唱歌曲以唤醒人们;在武平,组织了书报社,通过阅读进行抗日宣传。

募捐劳军。为支援前方将士英勇杀敌,闽西各界群众不断自动举行一次次的捐献活动,给前方输送了大批抗战用品。

抵制日货。“穿衣要穿爱国布”“用物要用中国货”,闽西人民抵制日货的情绪十分高涨,特别是中小学生,他们是抵制日货的主力军。他们从商店里抄出许多日本仁丹、清凉丸、布匹等,每隔几天就有堆积如山的日货被付之一炬。

动员青年参战,武装群众肃清汉奸土匪,发动群众增加战时生产。在闽西各级党组织的动员下,闽西各地兴起了父母送子、妻子送丈夫踊跃参军的热潮。东肖区委20个支部逐户动员,发动了数十名青年参军;红坊区一次报名参军就有50多人;连城姑田一个月就有20多人参军。抗战之初,当地党组织帮助国民党地方政府争取了岩平宁5部分的土匪下山改编,经过整训后开赴前线,从而维护和巩固了抗战后方的秩序。在发动群众发展生产、支援抗战方面,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发出了“搞好冬种春耕,增加生产、支援抗战”的号召,组织各县群众大力发展生产活动,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抗日战争。

战时“工合”运动。闽西人民为了支持前方抗战,还开展了以“工业合作社”为中心的生产运动。“工合”是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的简称,由国际着名友好人士埃德加·斯诺、路易·艾黎倡导,在国内爱国人士宋庆龄、胡愈之等人响应支持下,1938年成立于武汉。其目的“是在自由中国包括城镇和农村,建立一条抗战时期的经济战线,使受战争祸害影响从沦陷区转移来后方的农民和工人,发扬‘五四运动’的爱国精神,并将抗战进行到底。”在长汀,工合社从原来的4个发展到34个,其生产的斗笠和油纸,与瑞金合作社的麻鞋、宝鸡合作社生产的军毯一同成为前方抗日将士的“三件宝”;在连城,发起了纸业协会,恢复、新建了13家纸业社,生产抗日前线急需的仿道林纸和粉连纸,为支援抗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。

抗日战争中的闽西儿女(下)

廖海涛,新四军第6师16旅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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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化成,新四军第2支队政治部主任

抗日战争中的闽西儿女(下)

图为胡文虎(右)、胡文豹兄弟

抗日战争中的闽西儿女(下)

以陈嘉庚、胡文虎为代表的300多万福建旅外华侨,全力支援祖国抗战。图为华侨劝募献金的场面。

抗日战争中的闽西华侨

“七·七”卢沟桥事变后,闽西华侨迅速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,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同祖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,他们在舆论、人力、财力和物力等方面都积极支援祖国抗日,为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。

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开展抗日宣传,制造舆论,激发广大侨胞的抗日救国热情。胡文虎创办的《星州日报》《星岛日报》《星光日报》等,曾道修创办的《新闻报》《南洋生活周报》,陈兰生主编的《仰光日报》,卢心远主编的《南洋商报》以及黄微主编的《华侨民报》等都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同时他们还组织抗战宣传队,利用壁报、白话文告和漫画等多种文艺形式,由城市转到偏远山区巡回宣传,激发了海内外同胞的抗日救国热情。

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筹款工作,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。无论是富商巨贾还是升斗小民都热情捐款捐物。以胡文虎为例,他先后认购救国公债260万元,连同捐献救灾济难款40万元共计300万元,还赠送了4辆救护车、数万筒纱布、7000多磅药棉、8大捆绒布和上百万包虎标药品。马来西亚华侨曾昭周兄弟带头捐献巨款,戴汉杰将卖儿子所得300银元全部捐出……此外,闽西华侨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,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的经济力量,从而也牵制了日本的军事侵略的力量。

热血华侨青年回国奔赴抗战前线。龙岩华侨黄复康,1938年回到家乡后,参加湖邦区抗敌后援支会工作,大力进行抗日宣传;胡守愚、黄薇参加范长江等组织的战地记者访问团,回国奔赴延安,为海外侨胞如实报导所见所闻;永定华侨曾昭生、曾巨浪、曾艾荻、曾瑞练等前往延安,积极投身抗日前线;胡健生等一批归侨参加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;胡文虎的星系报培养了大批抗日志士奔赴抗日前线。

此外,闽西华侨还在侨居地与当地人民一道英勇地抗击了日本侵略者。

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,包括闽西华侨在内的爱国华侨,在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下,团结一致,共赴国难,为祖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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